晚上，江春生一家四口围坐在餐桌前。

徐彩珠做了六菜一汤——红烧大鱼块、红烧鸡 、青椒肉丝，炒青菜、西红柿炒鸡蛋，蒸香肠，还有一砂锅热气腾腾的冬瓜排骨汤。江永健和徐彩珠坐在一边， 江春生和朱文沁坐在另一边。四个人边吃边聊，气氛温馨。

每次在饭桌上，徐彩珠总是会不断地往朱文沁碗里夹菜，一堆就是一碗，朱文沁每次就会把多的往江春生碗里转移。

江春生也不介意，乐呵呵地把朱文沁夹过来的菜都吃了。

江永健看着这一幕，笑着打趣道：“春生啊，文沁把什么好东西都给你了，你以后可不能辜负她哟。”

江春生抬头保证：“爸，您放心，我肯定把文沁照顾得好好的。”

这时，徐彩珠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筷子说：“对了，春生，文沁，你们俩五月份去领证那天，我们两家人要不要在一起吃顿饭？跟你们小两口庆祝一下，再把正式结婚的日子定下来啊？”

朱文沁一听，激动的脸唰地红了，开心的低着头不说话。

江春生则握着朱文沁的手，看向父母认真地说：“爸妈，饭肯定是要吃一顿，到时候我来定地方吧。”

江永健和徐彩珠听了，欣慰的点头。

吃完饭，朱文沁帮徐彩珠收拾碗筷，江春生和江永健坐到客厅沙发上。江永健泡了一壶茶，给江春生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端着茶杯靠在沙发上。

“爸，”江春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爸，207国道的工程，去年除了北线搞了一点小动作，差不多算是停了一年，今年应该要大动了吧？”

江永健是交通局副局长，分管工程和计划，而且还是207国道临江段改建加宽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对全县的公路建设情况了如指掌。他看了江春生一眼，放下茶杯，慢慢说：“今年207国道的工程重点，是城东县酒厂到城北与石昌高速枢纽互通这一段。”

江春生点点头。那段路他前年就和老金走过，渔场这边一段，路两边都是鱼塘。

江永健继续说：“立交桥已经确定由省公路局第二工程公司施工，他们的资质高、设备好、经验足，这种大型高架工程，我们县公路段的队伍还接不了。不过，部分路基工程会交给你们工程队。钱队长那边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具体的工程量也都出来了。”

江春生心里一动，认真地听着。

江永健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语气变得郑重起来：“我要特别跟你说的，是从县酒厂到已经提前完成的加宽的襄松桥，这段路的加宽施工，有个老大难问题——‘四新渔场’。你知道吧？”

江春生点点头：“知道。那个渔场占了很大一片地，从207国道两边一直延伸到北边的龙江gan河边。以前修路的时候，因为渔场的安置问题谈不拢，路一直没加宽。”

江永健说：“对。这个渔场是七十年代建的，养了十几年鱼，效益一直不好。去年县里下了决心，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努力，渔场已经撤销了，人员安置也全部解决了。县政府已经决定，渔场这一片区今后将会全部规划成城市商住区。这一点，文沁的爸爸老朱应该知道，他们规划局肯定参与了。”

江春生心里一跳。城市商住区——这意味着那片地的性质变了，不再是农业用地，而是建设用地。他立刻想到了下一步想做的工程。

“爸，那‘四新渔场’范围这段路的加宽，什么时候会开工？”他问，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

江永健看了他一眼，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但没点破。“五月。具体时间还没定，但肯定不会拖。这段路不长，但穿过了渔场那片地，施工条件比别的地方好——不用拆迁房子，不用协调村民，就是一块空地，推平了就能干。”

江春生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从县酒厂到襄松桥，这段路大约两公里，加宽工程虽然不大，但胜在单纯，没有拆迁干扰，利润应该不错。而且，如果能把这段路拿下来，就等于在207国道上站稳了脚跟，以后再接其他的工程就顺理成章了。

“爸，这段路的工程，队里会安排给谁？”江春生问。

江永健笑了笑：“这个你要去问钱队长。工程分配的事，他不归我管。不过——”他顿了顿，“你如果想去干，就提前跟他说。你们预制组在渡口干出了名声，队里对你很信任。钱队长上次不是说了吗，以后的工程你优先挑。”

江春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江永健问了问渡口工程的收尾情况，江春生一一回答。江永健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末了说了一句：“你长大了，这些事自己拿主意就行。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江春生心里一暖，点了点头。

朱文沁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两杯新沏的茶，递给江永健一杯，又递给江春生一杯，然后坐在江春生旁边。徐彩珠也出来了，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几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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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多，朱文沁起身告辞，江春生送她下楼。两人站在楼下，月光如水，洒在地上，亮堂堂的。朱文沁挽着江春生的胳膊，靠在他肩上。

“春哥，明天去治江，几点走？”

“八点。于永斌来门口接我们。”

朱文沁点点头，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转身走进楼道。江春生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才转身上楼。

次日早晨，阳光明媚。

江春生和朱文沁在家吃过徐彩珠做的早饭，下楼走到交通局宿舍区西门。于永斌的面包车已经停在路边了，银灰色的车身在晨光中闪着光。车门打开，李志菡从副驾驶座上探出头，笑着说：“春生，文沁，快上车。”

后座上，于永斌的儿子恒恒正趴在车窗上，好奇地看着外面。他今年四岁，虎头虎脑的，眼睛很大，睫毛长长的，像他妈妈。看见江春生和朱文沁，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小白牙。

“江叔叔好！朱阿姨好！”

朱文沁笑着摸摸他的头，坐进后座，江春生坐在她旁边。于永斌发动车子，面包车驶出环城路，上了318国道，往治江方向开去。

四十分钟后，面包车开进了治江铸造厂的大门。

厂区和上次来时差不多——几幢高大的厂房，烟囱冒着淡淡的烟，空地上堆着黑色的铸管和原材料。工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推着铁架车，来来往往。不过，厂区里多了些绿色，路边的柳树已经绿了，细长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摆，花坛里的月季也开了几朵，红艳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