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身体微微前倾。

这是他会谈以来第一次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翻译，翻译确认了“战略层面的额外好处”等措辞的准确性。

总理转向沈烈：

“欧盟标准输出，通过技术事实而非强制法令……这个视角很务实。请继续，关于这个模型的法律协调和主权让渡问题，你们如何解决？特别是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

沈烈从容应答：

“这正是模型设计的精妙之处，总理先生。我们不寻求建立超国家的数据中心或单一管理机构。三国各自拥有并完全控制其境内的主数据中心物理设施和本国数据主权。平台层面，我们通过安全的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和加密安全计算（如同态加密、安全多方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不动算法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协同。联合响应机制基于预先签署的、有严格触发条件和权限限制的政府间协议。法律协调通过将三国现有相关法律条款转化为机器可读、可执行的‘数字合规合约’来实现。瑞士的参与，恰恰可以证明此模式能够灵活适应欧盟内外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协作。德国可以在此过程中，凭借其经济与技术领导力，以及BSI的专业权威，自然成为这个事实标准的核心制定者与仲裁者。”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

总理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流淌的施普雷河和远处柏林冬日的城市轮廓。

他的背影挺直，一动不动。

这个姿势持续了整整三分钟，房间里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运行声。

然后，他转身走回沙发，但这次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沈烈面前，双手背在身后——

这是德国政治家做出重大决定时的典型姿态。

“沈先生，”

总理的声音依然平稳，但通过翻译传达的中文，多了一丝可以察觉的温度，

“德国有句谚语，‘Ein guter Plan heute ist besser als ein perfekter Plan morgen.’（一个好的计划在今天，胜过明天一个完美的计划。）1月3日的协议是好的方向，而您今天带来的，特别是模型C，是一个考虑了可行性、成本、风险以及德国战略利益的、‘好的计划’。”

他走回办公桌，按下内部通话键，用德语清晰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