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交来红布的第二天，她母亲找到了铺里。

唐母四十多岁，棉帽压得很低，进门便把一元定钱的收条放到裁板上：“布是我买的，衣裳别收那么紧。”

沈知夏正在做白坯，没有停针：“量体和签字都是唐丽。要改，得她本人来。”

“我是她娘，还不能替她说一句？”

“能说。可衣裳穿在她身上，我不能趁她不在改尺寸。”

唐母脸色难看起来。她并非嫌女儿好看，只是南桥那边讲究新媳妇衣裳宽松稳重，红布又是她攒了几个月布票和钱买的。若收腰太明显，婆家长辈说一句轻浮，最后受气的还是唐丽。

她说自己出嫁时也有一件红褂子，裁缝照婆婆的话放得很宽。婚后第三年，她偷偷在腰后缝了两道褶，才穿着去看一场电影，回来又赶在天黑前拆开。那时候她觉得委屈，如今轮到女儿，却先想到怎样不让婆家挑刺。

“我不是非要她难看。”唐母把粗糙的手压在红布上，“我是怕她只顾高兴一天，往后被人拿这件衣裳说一年。她婆婆已经问过两次，红衣是不是做得稳重。”

“稳重是多宽？”沈知夏问。

唐母用手比了比，却一会儿留一掌，一会儿只留三指。她自己也说不出尺寸。唐母比来比去也说不出该宽多少。她怕的根本不是哪一寸布，而是女儿过门以后那一句句闲话。

“她年轻，只顾镜子里那一下。”唐母说，“过日子哪能天天掐着腰？”

“所以纸上写了婚后还要上班，抬手搬东西不能受限。”沈知夏把白坯翻给她看，“收腰不等于勒紧。现在还没下红布，十二日试过才定。”

唐母看不懂前省和侧缝，只看见粗白布上别着一排针，越发不放心：“你们做裁缝的总有说法。我要的是一件能穿几年的衣裳，不是结婚那日给人看一眼。”